你家孩子可能要做抑郁症筛查了，抑郁症筛查进校园，以势在必得行。
政策连番推动。
早在2020年9月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《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》，其中就提出，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验内容。
2021年7月，教育部下发《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提出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，初中，高中展开一次心理健康测评。
而就在几个月前，2021年11月，教育部首次明确，要将“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”。提法变了，即可能覆盖全学生人群。
关键是，怎么做？
面对青少年，任何举措都应当慎之又慎。
很多地方还在观望，或摸着石头过河。
很多家长仍然疑虑重重，担心好心办坏事。
抑郁症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被发现
针对抑郁症筛查进校园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“无用论”。
如一名网友的微博留言：“你能改变一个人的家境，父母.......一样都改变不了，查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言下之意，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得到根源，在家庭。这几乎已是主流共识。
但人们未必清楚另一个事实：把发现抑郁的任务交给家长，真的不靠谱！
想想生活中，有多少家长在学业面前能兼顾孩子的情绪？有多少人对孩子的失落，牢骚真放心上？更别说，很多人还存有“孩子年纪还小，不会得抑郁症”的执念。就算孩子确诊了，有些家长也不愿承认。
然而，近几年的调查统计数据，令人无法淡定。
2021年3月1日，中国科学院发布的“中国国民心里健康发展报考”显示：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高达24.6％。
就是说，每5个孩子中，就约有1个存在抑郁状态。抑郁状态并非抑郁症，但也已高危。
同年10月10日，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首次发布的“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”显示：17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，有3.2％的人被确诊抑郁障碍。
什么概念？
陈旭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，她解释，这意味着少年儿童患抑郁症的概念，已与成年人3％相当了。
作为一线的临床医师，陈旭的感受很具体。
该院的儿科病房常常爆满，其中，因抑郁症相关的问题住院的小患者，足足占了六成。
现在更有低龄化趋势，陈医生诊治过的抑郁症患者，最小只有5岁。
这些孩子如果没有被发现，会怎样？
抑郁症的病程有个特点，即如不加以控制和帮助，病情会逐渐加重，从一开始的持续情绪低落，失眠，可能悄然发展成最坏的结果：轻生。是的，严重的抑郁症会带来生命危险。
近年少年轻生事件愈加频发，正是抑郁症筛查进校园的背景之一。
值得注意，抑郁症并不可怕，及时帮助和治疗就可以好转，达到临床痊愈和功能的全面恢复。
真正可怕的，是不被发现的抑郁症。
家长发现不了，才需要学校来做。
抑郁症筛查，不是急救，也不是诊断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预防，更像是急救。
就像在校园里拉起一张大网，把那些即将或已经在情绪中溺水的孩子“捞”出来。能救一个是一个。
是发现抑郁，还是诱导抑郁
很多家长还是担心孩子被误伤。
这并非毫无来由，有负面例子，就在上海。
2021年11月16日晚，一份小学四五年级的心理调查问卷，在上海的家长圈中炸开了锅。
“我恨我自己”
“我长的不好看”
“没有人会真正爱我”
“我担心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。”
家长们看完怒火中烧：通篇负面信息！
更让他们坐不住的是，共有120余道题目，其中就有近40道涉及自杀！
就在几天前，教育部在答复政协全国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的=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》时明确，要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。该区火速执行，却给自己挖了个大坑。
据悉，当地所引用的调查量表，有几个量表“杂糅”，并无经过专业审核。
而其中引用的“贝克自杀遗言量表”更不是给普通人做的，而是临床医生用于已有自杀倾向的患者，且适用对象为17岁及以上人群。
事件以教育局公开道歉，停止调查告终。
但余波并未消除。
大众，尤其是家长心中的疑虑更加深了。
孩子本来对抑郁症没概念，做筛查会不会反而被带偏？
如果孩子只是阶段性情绪不好，会不会被“误诊”为抑郁症？
这个问题，有必要好好澄清。陈旭表示。
长宁区显然是没有兼顾好筛选人群，环境，量表功能及安全性。其实可以考虑国内外通用的，信效度更好的筛查量表进行症状筛查。
筛查量表是为了帮助学校和家长早期识别孩子可能存在的情绪问题，不会因为做了量表，就别诱导抑郁。陈旭强调。
她打了个比方：“就像做血常规，血糖高的人，测出来才会血糖高，血糖正常的人是不会被测出血糖异常的。”
陈旭解释，目前临床上通用的筛查量表多为自测量表，多数都是选择题。而每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其实都经过长时间，大量的验证和调整，才被认可及确定下来。
有多严格呢？量表中，每一个字，甚至标点符号，都是固定的，不可改动的，否则它的效度就会改变。
一个年级能发现4~5个“重点关注”
实际上，抑郁症筛查进校园的探索，早就开始了，也并非只有挫折比如，在广州，就有较成熟的模式。
目前，广州市内中小学，高校普遍开展心理健康测评。
小学生，从四五年级开始。理论上，孩子每年测一次。初一，高一，以及大一新生，测普遍需做一次心理测评。
条件较好的学校，还会在抑郁症高发的春秋两季，开展相应的心理测评。
而所有的心理健康测评，基本都已经在线上进行。
王锡雄是国内最早将心理评估，心理危机干预上数字端的人员之一，目前广州市部分中小学所应用的心理评估的系统，正由他所在的智为心理团队研发。
他介绍，教育主管部门会提供一些校园心理危机筛查工作指引，他们在结合各个地区和学校的实际情况调整，最后由学校专业的心理老师灵活选用针对不同时期，不同人群，选的量表都不同。
通常，学校也会一次使用1~3个不同量表，让筛查更有针对性。
孩子在学校做心理评估，一般流程是这样的----
1.班主任会事先跟学生交代三件事：
第一，测评是为了了解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况；
第二，测评结果保密安全；
第三，以自愿为原则。
2.之后，学生们统一到计算机教室做测评，一般半小时内完成。3.如果学校没条件，也可以让孩子回家用手机或电脑完成。低年级也可以采用家长他评的形式。
筛查效果怎么样呢？
广州某知名老师曾晓对此有深刻感受。
她告诉记者，在初一入学筛查中，一个年级往往会发现4~5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。
而接下来三年的时间里，随着学习压力的增加，其中会有2~3个学生需要到医院就诊。
这也间接说明了筛查的有效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筛查并非诊断，任何问卷，量表，都只能是参考。
“但也因为有筛查在先，这些孩子也能获得更及时和充分的支持。”
对于高风险的同学，老师会希望和鼓励孩子到心理咨询室做咨询。
而对能测评出有抑郁症等疾病可能的，或已有自残，自杀倾向的，则需要让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接受专业诊断和治疗。
填完心理测评表，全校都知道我有病？
筛出来后呢，孩子的隐私如何保护？这是家长及学生最关注的问题。
因参加脱口秀节目，而一度被许多观众认识的李雪琴，就曾遭遇类似“公开处刑”。
李雪琴是“北大学霸”，大四期间，情绪失控，出现了严重的自杀倾向。
作为一名抑郁症患者，她深感情况不妙，主动到北大的心理中心进行咨询。
然而，心理咨询师确认她情况的严重性后，对她说:我可能得告诉你们的学院。
李雪琴哭着哀求医生替她保密。她害怕家人为她担心。
心理咨询师答应了，最后却还是将她出卖。
“我主动去找人求救了，我相信你了，你给我的反馈是这样。”回想起来，李雪琴将这次经历称之为“对学校最失望的一次”。
类似的“泄密”并非个例，不少人有过相同的遭遇——
在填写了真实的心里状况之后，自身情况被通知上到学院，下到辅导员和家长；
因为老师过度关注，或同学过度帮助，导致隐私暴露，变成了“校园异类。”
孩子的心思都很敏感，若早早被贴标“标签”在老师那里“挂了号”心理负担会不会更重？
在技术层面上，王锡雄告诉记者，心理健康测评数据的保密十分严格，即便是系统开发者和运营人员，也无从获知。
测评的数据结果，最终只会向学校里具有专业素养的心理老师公开，连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结果。
技术层面做到，人的层面呢？
在广州从事校园心理咨询工作多年的林弈老师，便是其中的核心角色。她告诉记者，不单测评结果不能泄露，哪个学生造访过心理咨询室，也都需要保密。
“当然，对于发现已有精神心理疾病可能的孩子，会如实告知校方，通知家长，但只局限于三方：校长，班主任和家长。”
最麻烦的情况，是结果显示“高风险”，又未到疾病范畴的孩子。
这种时候，更需要班主任老师的配合。
“我们会鼓励这些孩子到心理咨询室，但不能透露是因为心理测评结果，往往只能找点别的由头，旁敲侧击。”一位班主任老师这样告诉记者。
比如，班主任会装作不经意，课下找学生聊天，或者让他来帮忙拿作业薄，顺便关心他，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，父母最近是不是给他学习压力了，不开心可以去咨询室找老师聊聊天，那里还有些小文具，诸如此类。
与此同时，又不能让别的学生和老师察觉到弊端。
而林弈表示，那些主动到心理咨询室咨询的孩子，都有自救的想法，通常也不会太排斥小范围的告知，必要时，林弈会先与学生沟通，获得告知老师或家长的允许。
会被退学?复学难？
父母对孩子的的打算，总是细致而长远，就有人还担心另一种后遗症。
孩子确诊抑郁症后，会不会被退学，休学治疗后，会不会复学难？
曾晓老师认为，家长不必过虑。
抑郁症只是可治疗的疾病中的一种，校方绝不会因此让孩子退学，就像学校也不会因为孩子发烧感冒就让孩子退学一样。
个别情况严重的孩子，可能需要休学一段时间进行治疗。
“无论是休学还是复学，都以专业医生的治疗意见和医嘱为准，什么时候该休学、复学，医生会写具证明。家长只要拿着医嘱证明到学校，就可以办理休学或复学的手续。”
大学生易作假，心理老师和医生极度短缺
王锡雄提起一个小细节，由于很多学校条件限制，会要求学生回家借家长手机进行测评。
假如家长不能充分认识，可能就会偷看学生的选择，甚至在旁边指手画脚，就没办法评估学生真实的心理状态。
给已成年的大学生做心理测评，就更复杂了。
一位医学院校教授告诉记者，大学生心理测评很早就开展，但有些学生会作假。
一些学生出来的结果很“阳光”，但他实际上已经在吃抗抑郁药，可能身边人都知道。
此外，最缺的其实是心理老师。
无论何种检测手段，出来的数据结果，都仰赖与专业人士的分析解读和干预。
“没有专业心理老师和校园心理咨询室（或称心理室）的学校，一般是很难开展心理筛查工作和心理危机干预的。”王锡雄如是说。
哪怕走在全国前列的广州，市内小、中、高校基本都要求配备至少一名校园心理咨询师，但很多时候还是捉襟见肘。
一些中小学的心理咨询师，是其他课程的兼职老师，专业知识也不足，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。
而陈旭医生也指出，如果没有专业医疗资源支撑，筛出来意义也不大。据介绍，目前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500人，且几乎都在北上广，其他地方非常非常少。
不能否认的是，开展大范围的抑郁症筛查进校园，路还很长。需要更多实践探索，也需要制度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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